一位老母亲将儿子告上了法庭，要求法院判令儿子定期上门探望，从而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还精神赡养权的官司。近日，江苏省海安法院判决儿子每月不少于两次探望母亲，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一小时；母亲因病不能自理时，儿子应予陪护。
　　法院的判决从司法层面肯定了精神赡养是法律责任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但是，如何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实现应当享有的精神赡养的权利，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。

　　母亲讨要精神赡养权
　　现年87岁的余秋莲是某医院的退休职工，每月有退休工资1300余元。余秋莲退休后与丈夫住在江苏省南京市。
　　余秋莲与丈夫共育有一儿一女。儿子林天雄现年61岁，家住江苏省海安县县城。几年前，林天雄与妻子先后内退回家，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700元，儿子又在外地上学，夫妻俩只能起早贪黑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。
　　余秋莲与林天雄虽说是母子，但双方相距较远，共同生活时间很少，只有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因此，母子感情基础不深。
　　2000年底，余秋莲丈夫去世，她将南京的住房出让后，回海安购买了一套住房，并要求儿子儿媳与自己一起生活。
　　刚开始，余秋莲与儿子儿媳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可是，由于双方生活习惯不同，性格差异又很大，时间一长，余秋莲与儿子儿媳便产生了矛盾。
　　2004年8月，双方又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，林天雄夫妇一气之下回自己家住了。
　　之后，余秋莲便请了一位保姆来照料自己，但她还是希望儿子儿媳回来住。可是，儿子儿媳婉拒了她。
　　2007年4月3日，在通过多方工作仍然没有让儿子同意与自己一起生活后，余秋莲便来到海安法院，将儿子告上法庭。
　　余秋莲请求法院判令林天雄每月给付生活费900元，每周探视5次，每次陪护4小时以上。同时，当她因病卧床不起时，林天雄应亲自陪护。另林天雄还应承担其他赡养义务。
　　林天雄辩称：他们是因难以适应母亲脾气习性才分开生活的。现他每月收入仅340元，而母亲退休工资为1313元，经济上他比母亲困难。目前她有保姆照料，将来一旦她卧床不起时，他会尽义务的。
　　海安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一审判决。判决后，余秋莲与林天雄均未提起上诉。

　　精神赡养执行难是个问题
　　一场罕见的讨要精神赡养纠纷案，随着法院的判决已尘埃落定。法院的判决从司法层面肯定了精神赡养是法律责任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但是，如何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实现应当享有的精神赡养的权利，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。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精神赡养已成为赡养纠纷案件的新特点，这种特点在城市老人中尤为突出，他们并无多少物质上的需求，更需要的是得到儿女精神上的慰藉和关心，也就是精神赡养。
　　有关法律人士分析认为，形成精神赡养诉讼的原因，不仅仅因为子女对老人不孝不敬，父母与子女间思想观念的差距、精神交流的减少、年龄形成的代沟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，甚至与老人对子女的过分苛求也有关系。该人士同时指出，即便如此，赡养父母仍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，而且不仅是经济上的供养，还应当包括精神上的慰藉、生活上的照料。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而言，老年人要求精神赡养，也有法律的明确规定。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第11条规定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，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。因此，精神赡养不仅是道德义务，同时也是赡养人的法律责任。
　　我国法律对精神赡养的标准没有严格界定，主要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裁量，探望的方式、时间、地点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。但是，应当平衡父母与子女的权益，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判决。探望义务应该由子女本人履行，不得委托他人代为履行。
　　与判决相比，精神赡养的执行要困难得多。审判实践中，许多老人赢了官司，却输了情感，反而可能使双方矛盾更为激化。法院固然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，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。精神赡养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、慰藉，即便是强制执行，对于解决纠纷显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试想，法院判决赡养人每月承担探望、照料、陪护老年人的义务，但法官总不可能每个月强拉着他去探望、照料，陪老人聊家常吧。
　　法官认为，精神赡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或道德义务，也是法律义务。每个人都会老去，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精神和物质保障，必要的看望或探视，是每位晚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（文中人名系化名）